主播倪銘均 救人才是目標
【記者許娸雯報導】只收看台灣多數媒體報導的新聞，每天都充斥著殺人、放火與詐騙事件，「你會以為台灣不是人活的」。因此，大愛主播倪銘均堅持報導人性的真善美，因為公益新聞能夠帶動善的循環，爭取善心的響應，倪銘均強調：「救人才是公益新聞最終的目標。」
大愛主播倪銘均在大愛電視台工作十年，雖不是新聞科系出生，但是就讀大學時參加慈濟大專青年會，經常主持大型活動，受到師兄的肯定而進入大愛電視台工作。
憑著十年的工作經驗與歷練，倪銘均看待台灣絕大多數的媒體，感到非常失望。美國與日本的主流媒體面對災難與暴力新聞都很自律，台灣的媒體卻天天出現殺人、詐騙或衝突的新聞。倪銘均說：「看見台灣多數媒體播出的新聞，會以為台灣不是人活的」事實上，如果有一個人在做壞事，絕對有個人在做好事。
倪銘均引用證嚴法師的話：「全國人數最多的學校就是媒體。」媒體播出的內容是對社會潛移默化的教育。當連續劇的經典台詞：「送你一支番仔火」轟動全台時，消防人員開始抱怨縱火率增加了。曾有民眾口角爭執過後上演「送你一支番仔火」，結果真的縱火犯罪。但是大愛的連續劇「草山春輝」，沒有色情與暴力，收視率卻高居第二。不少收視群看了劇中孝順的感人故事，開始花更多心力與時間陪伴自己的家人。
倪銘均表示即使播報犯罪與災難新聞，也要從好的角度切入報導。日前媽祖出巡，很多電視台一面倒的報導流血衝突事件，但是有一群志工跟在媽祖遊行後面，手裡不是拿香祈求保佑，而是拿掃把掃街。他們不是求媽祖，而是學媽祖，做出媽祖的精神。倪銘均說：「難道只有壞的東西才是新聞嗎?」假設外國媒體透過別台媒體關心新聞，會以為媽祖出巡只是打架而已。
相較於劣質的新聞素材，倪銘均認為公益新聞的存在價值就是救人，大愛電視台與慈濟合作帶動善的循環，爭取更多響應與回饋。倪銘均說：「公益新聞與公益媒體是互利的」。公益團體做的好，公益新聞就有題材可以報導；公益新聞播報的好，就有更多人加入公益團體，兩者缺一不可。除此之外，公益新聞需要公益團體的監督。 曾有一個小孩失去雙親，透過媒體募得一大筆捐款，沒想到遭姑姑捲款潛逃，拋下無辜的小孩。獲得捐款的家庭若沒有妥善使用，是違背社會的善心。倪銘均表示，大愛電視台幕後有慈濟對每一個個案深入評估與了解，可以確實避免募款的後遺症。
對於倪銘均而言，身為主播基本的條件是口齒清晰，還有對時事與新聞的掌握與串連新聞的能力。因為主播是「最後的守門人」，當主編與主管們有疏忽，主播能做最後的把關。倪銘均強調主播最重要的條件還是對社會的關心。
倪銘均曾在主播台上引用證嚴法師的話：「不要只顧自己的小孩，你的小孩很乖，但是他將來可能會被欺負，因為這個社會不好。」有一位媽媽聽了倪銘均的話，決心加入志工，不再把所有心思都放在自己的小孩身上，把小愛化為大愛幫助更多人。倪銘均表示當有人聽到他播出的新聞，打開心門願意出來當志工，或打開心結走出陰霾，是最開心的事。
對於熱衷大愛台的倪銘均而言，一般電視台傳達的是資訊，大愛傳達的卻是智慧；資訊也許能讓人的生活更為便利，但是可能無法讓這個社會更美麗。他確信，大愛電視台是能夠聚集美善、傳播美善的聖地。(生命力新聞：二○○七年九月六日；原標題：大愛主播倪銘均 用新聞救人)
記者梁玉芳 藉新聞說故事
【陳致良報導】二ＯＯ四年第三屆卓越新聞獎「平面媒體類新聞採訪報導獎」得主梁玉芳表示，「新聞報導本身除了必須具備新聞性，記者應隨著社會脈動發掘最新新聞議題，為讀者帶來不一樣的新聞報導。」
對於獲獎作品「南洋新婦過台灣」系列報導，她說，新聞具體化、故事敘述報導寫作、不刻意賣弄煽情以及從觀察細節發掘新聞焦點等因素的寫作報導，讓她這次的入圍作品能夠在一片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
在「南洋新婦過台灣」系列報導中，梁玉芳藉由受訪者的談話及交流，帶出外籍新娘背後鮮為人知的真實故事，例如報導嘉義縣太保市新埤國小外籍新娘的識字班情形，描述大人小孩聚集一堂的熱鬧場面，彷彿帶領讀者進入外籍新娘的上課實況，讓報導更趨具體化。
另外，她也透過個人細心觀察，把外籍媽媽在街頭求助路人教導孩子寫功課的真實情況，用敘述故事的寫作方式娓娓道出母愛的偉大，讓讀者看到外籍新娘溫情的一面；至於外籍新娘阿玲在台灣慘遭丈夫虐待的報導，梁玉芳不去追究「兇手」的種種殘忍手法，相反的，她藉由阿玲與母親之間互相扶持的故事，寫出親情的可貴，報導動人不煽情。
梁玉芳指出，在開始策劃撰寫一系列的專題報導時，必備的工作包括蒐集相關新聞資料、多方面汲取意見以及參考一般人看法，她表示，在這個講究速食的時代，「新聞報導趨向具體化更是當務之急，現在讀者要求的不僅是新聞報導，他們更需要動聽的故事。」
她說，當初撰寫「南洋新婦過台灣」系列報導，主要是發現跨國婚姻已經成為國內的一種流行趨勢。因此，報導內容著重描述外籍新娘、台灣新郎及雙方親人的觀念、並探討相關教育、人權和移民政策等方面作批判性思考。
她表示，「南洋新婦過台灣」系列報導在於從人的價值觀去探討外籍新娘現象，首先在採訪過程中觀察一些細節，從細節中發堀新聞背後隱藏的小故事，再以多個故事個案作為報導焦點，讓報導更加趨向具體化。
就一般人印象而言，大家可能覺得外籍新娘的後代會受人排斥或感到自卑，不過，系列報導中「Toro妹真情告白」的故事，讓讀者看到這些孩子自信的一面，尤其一句「我是混血兒，混血兒比較漂亮」的對白，讓人哭笑不得。此外，梁玉芳也透過孩子的敘述，訴說母親嫁來台灣後辛勤及思鄉的故事，讓讀者更加貼近外籍新娘的真實生活，引起共鳴。
此外，由於許多人對外籍新娘有錯誤的觀念，她表示，「我希望透過採訪把所見所聞作真實紀錄，改變一般人對外籍新娘存有的偏見及刻板印象，進一步促進社會公平」，例如外籍媽媽也跟台灣一般媽媽一樣，大家都很注重孩子的教育，在家裡一樣伺候公婆。
她說，「南洋新婦過台灣」系列報導原本鎖定深入台灣各地與印尼採訪，不過，由於面對語言及聯絡等問題，最後臨時將採訪地點移師越南。無論如何，報導通過文字將新聞背後的真實故事呈現於讀者眼前後，最大的收穫是讓外籍新娘議題多了一個談論的空間以及交流管道。
梁玉芳在大學時念資訊管理，研究所則改念新聞，在進入報界初期曾擔任科技資訊記者，後來抱著一股對社會公益活動的熱衷選擇加入社團記者行列，專門報導社會老幼婦孺慈善團體相關新聞，直到兩年前正式出任專案新聞中心記者。
加入報界後，除了榮獲今年度卓越新聞獎外，她還寫過寫過一些與公益相關的書，包括《記得月亮活下來》、《第一時間》(合著)、《愛，補人間殘缺─羅慧夫台灣行醫四十年》以及《美麗相伴》。
其中《記得月亮活下來》一書，是她受到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特別欽點進行採訪，走訪勵馨「蒲公英兒少治療中心」性侵犯下的受害者，梁玉芳表示，「記者除了建立新聞權威性，受訪者及採訪者之間的信任感也不可忽視」，只有透過彼此的信任，才能夠建立更加完善的聯絡網，對未來採訪之路有利無弊。
針對目前國內平面媒體公益新聞路線的佈陣，她指出，就聯合報而言，公益新聞除了以社團新聞路線為出發點外，還會開闢公益新聞相關版面如「世間人」版，專門報導社會上需要協助的弱勢或團體，兩者表面上看似分開進行報導，「實際上社團新聞的來源也可能成為『世間人』的個案之一。」
至於公益新聞未來的發展趨勢，梁玉芳相信公益新聞還是有其存在意義，她說，「讀者都很不爽現有的媒體新聞報導」，因此，公益新聞的出現往往成為社會亂象報導的平衡點，讓讀者看到媒體善意的一面。（生命力新聞：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原標題：梁玉芳藉新聞說故事 牽動人心。）
反骨徐國淦 為勞工發聲
【記者王珮瑤報導】「我是個反骨個性蠻強的人，直到現在當記者還是這樣子」，聯合報勞工線召集人徐國淦自稱其生命特質是倔強、愛打抱不平、不肯屈於現實，這樣的個性，讓他對政治記者的光環避之唯恐不及，反倒自願投身在被視為冷門路線的勞工新聞。
出身農家的徐國淦回憶，小時候在家幫忙的長工在每年過年時，往往都送自家最好的閹雞給他家，使他心中產生，為何長工長期幫忙家裡事務，卻把其家中最好的東西送給雇主？讓徐國淦感受到勞工身為弱勢者的處境。
進入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後，徐國淦曾對當時擔任老師的王洪均表示他對台灣政治體系的不滿，看不慣政治社會體制的規範。王洪均回他說，這社會上有太多不公平、不正義的事情，如果你只是這樣叫一叫，你能發揮什麼什麼力量呢？只會被這個社會所摒棄，但「如果這個社會，因為你的正義之筆而改變了一個社會的不公平的現象，你可以做多大的事業。」點醒了徐國淦從此決心走入文字記者的行業，以筆來對社會產生影響。
從早期的中華日報、台灣時報到現在的聯合報，原先跑政治線十多年的徐國淦表示，雖然在報社享有較高地位及重視度，不但「走路有風」還能和高官接觸，但政治圈中的利益、力量的交換的黑暗面與他愛打抱不平、不肯屈於現實的個性衝突，因此在聯合報工作時，決定離開政治線，加上原本就對勞工議題有相當的興趣，他便向當時的採訪主任表示希望能轉到勞工農業路線，成為勞工線記者，並以在職生的身分跑去念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鑽研勞工法令。
常以農人和記者做比喻的徐國淦說：「一個農人用農耕製造稻禾、造福很多民眾；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應該靠筆耕來影響這個社會。」勞工線讓他找到能為弱勢者發聲、爭取尊嚴的空間，即使勞工新聞不受重視，他仍抱持著寧願做一個很孤獨的筆耕者，來為這個社會追求到一些公平正義的理想。
「台灣勞工很可愛、但是台灣勞工也很可憐」，經常接觸勞工運動的徐國淦回憶起一個令他印象深刻的工運。在一九九○年代末期，台灣發生多起勞動者為了老闆惡性關廠倒閉進行抗爭的事件，其中，桃園聯福製衣廠勞工為了抗議老闆李明雄惡意倒閉也走上抗爭之路，當年，徐國淦就陪聯福員工夜宿勞工委員會門口。
徐國淦說，聯福工廠百分之七十的工人來自金門，這些心態單純的勞工認為，能夠進入聯福是他們的光榮－即使一個月不到二萬元的薪水，多數員工在工廠一待就是十幾二十年，勞工們在耗盡一輩子的心血後，即將領取退休金時，老闆卻突然關廠倒閉，一毛錢也拿不到，他感嘆地說，他們（聯福勞工）把青春、希望賣給了老板，最後卻落得這種下場。但這不是少數案例，「台灣社會上這種案子比比皆是。」
「報社不認為這些新聞是新聞」徐國淦說，媒體老闆不考量社會責任，而是考量讀者喜歡看什麼、報紙內容就做什麼，相對之下，讀者不常看的勞工議題等公益新聞，也就不受重視。
談到台灣勞工面臨的困境，徐國淦點出政府與勞工雙方的問題。他說，在台灣，不論是哪個政黨執政下的政府，從來不曾告知農民、勞工「你有很多的權益被遺忘了！」許多藍領、白領勞工都不知道勞基法能夠保障勞工的工作權益，如雇主在哪些情況不能隨意解雇勞工。而農民工人更因為普遍教育程度不高，對於其基本權力的自覺性低，缺乏平日與資方溝通、爭取基本權利如：工資、遣散費制定等觀念。在事後被老闆關廠倒閉、權益受損之後，才來勞委會進行抗爭。「變成一個被剝削、再剝削的團體。」
因此，在報導內容上，「我承認有私心」。徐國淦面對政府在法令制定上給與公司企業及勞工的利益與保障，是像一高一低的翹翹板一般不公平的情況時。他採取對於勞工運動者的部分苛責不會那麼重；但對政府機構的批判會較犀利的報導手法。試圖透過新聞扭轉勞方、資方在法規利益上的不平衡。
另一方面，徐國淦表示，如何讓勞工在公民社會教育中了解自身權益，是幫助勞工擺脫被剝削困境的方法。因此，在報導勞工議題之餘，他也親身投入勞工教育、擔任勞工法規講師。徐國淦說，因為勞工教育需要許多人願意全心全力投入推動，但「從事勞工運動實在是太苦了！」因此，他不會寄望徵求投身勞工教育者和勞工教育的效果如何，只求能持續推動下去，雖然「效果可能永遠看不見，但是不管有沒有效，就是去播種！」（生命力新聞：二○○五年三月十六日；原標題：徐國淦 為勞工發聲的孤獨筆耕者)
老馬陳志成 回想三十年
【記者蔡妏雪報導】坐著計程車剛到某家日本料理餐廳，餐廳裡正在舉行「生命線記者會」，這位將自己一半的歲月都奉獻給報社的資深記者陳志成，從法律系轉戰新聞地方記者，一待就待了三十年，在假日仍盡忠職守地跑新聞，他說：「不要嫌無聊，看似無趣的場合，仍可以找到一些線索。」
一九七三年輔仁大學法律系畢業的陳志成，大學時期其他人都窩在法學院圖書館用功讀書，只有他被圖書館內的成堆雜誌所吸引，他說或許那時候正在為當記者做準備吧。畢業後曾在保險公司短期待過，一九七九年考進《中國時報》，因為家住彰化就近選擇到彰化當地方記者，不知不覺中，已待了快三十年之久。
幾年前《中國時報》中南編裁員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問到如何在夾縫中求生存，陳志成表示，報社一直在裁員，就要讓報社覺得「物超所值」，付你薪水是值得的，對報社來說，物美價廉的記者最好。他還表示，記者是很窮的行業，賺不了什麼錢，即使要賺也是賺黑錢，有些比較小型的報社在像是彰化等比較鄉下的地方，記者根本就沒有薪水，甚至還要自己買車、相機、電腦等配備，就好比當兵要自己買槍一樣，「沒有熱忱根本就幹不下去。」
離開餐廳前往下一個採訪地點，一路上陳志成分享著他當記者的經驗，他說不喜歡跟人交朋友、不喜歡人多熱鬧的地方、不喜歡應酬，這些人不適合當記者，記者有記者的尊榮，地位是靠自己建立的。曾經有一位政大女學生跟她媽媽來找陳志成，她表示想當記者，陳志成並沒有說些什麼，先丟了報社的每日檢討給她們看，讓她們知道當記者沒有想像中那樣好玩，壓力其實很大。
兩個月前，陳志成為彰化女中學生推甄做模擬口試，非常多人想要當記者，覺得記者很光鮮亮麗，對主播有著無比的憧憬，他表示記者可以得到其他行業得不到的機會，像是可以跟縣長接觸，其他人可以嗎？有辦法到國外參與奧運，其他人有辦法嗎？不過記者是個冒著生命危險的行業，像之前有一次颱風來造成水災，《中國時報》黃俊銘地方記者為了救《聯合報》女記者，車被沖走，人差點也被沖走，後來報社買了台新車當作補償。
聊著聊著已來到下一位受訪者的家，對象是吳晟，有名的鄉土詩人兼散文家，問到怎麼會來採訪他，陳志成說：「想採訪吳晟想很久了」，記者採訪有分兩種，一種是報社指派的，另一種就是自己去挖掘的，這次採訪吳晟和他的兩位兒子，主題是吳晟和兒子的小樹林。看著他和受訪者的互動訪談，彷彿朋友一般，將近四小時的採訪過程真實地呈現在眼前，讓人大開眼界。
最後，陳志成說，每天早上起床的心情取決於昨日的採訪報導有沒有見報與自己和別人的新聞報導比較，不要等報社來檢討你，自己要先檢討自己，「擦乾眼淚，重新振作」。（二○○七年八月八日；原標題：陳志成三十年記者經驗談）
主播詹怡宜 夢想再實現
【記者林佳蓁報導】因為從小就愛聽故事、說故事，《一步一腳印》製作人兼TVBS新聞部副總編輯詹怡宜一腳踏入記者這個行業，然而新聞工作要求快速，往往沒有時間完整交代事件的起承轉合，讓一開始對於新聞事業充滿憧憬的詹怡宜離夢想越來越遠，一直到接下《一步一腳印》節目，才讓她找回當初選擇記者工作的初衷：「聽故事、說故事」。
從記者到製作人兼主播，從跑新聞到單純處理新聞、播報新聞、面對收視率，詹怡宜走上了與她夢想截然不同的道路。「尤其是當上主播之後，跑的新聞少了，跟外界的接觸也少了。」詹怡宜說：「是《一步一腳印》讓我再一次拿起麥克風，重新開始跟人的接觸。」
《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灣》一開始是三分鐘的新聞專題，但有些故事總覺得三分鐘說不完、意猶未盡，於是變成了每周一小時的節目，從頭到尾全台走透透，報導了許多動人的故事。讓詹怡宜深刻的體驗到，其實越認真去找，越發現故事說不完。
「《一步一腳印》以真實為出發點，事先沒有腳本。」詹怡宜說。就是這種一文字、一攝影簡單的採訪方式，讓《一步一腳印》完成了許多不可能的任務，像是隨著公車司機出車採訪。在擁擠且吵雜的採訪環境中，詹怡宜一度認為這則專題恐怕難以完成，但這種讓受訪者受到最少干擾的採訪模式，讓攝影機捕捉到司機與乘客最自然的互動，真實的記錄了小人物的獨特生活。
首都客運226路公車司機林為凱是《一步一腳印》台北站的採訪對象，SARS期間，他是第一個自願載運醫護人員的公車司機，冒著自己的生命暴露在高度危險的情況下犧牲奉獻，還得經歷一段不方便的居家隔離。詹怡宜表示，親身體驗到林為凱將每位乘客都當成是自己的朋友─上車親切的招呼、細心提醒老人家哪裡該下車，讓她領悟到原來公車司機的影響力竟如此深遠，每一位搭上這班車的乘客，都可能因為他的一個微笑、一句細心提醒，一整天保持好心情。
《一步一腳印》也曾經在凌晨三點，紀錄全台灣最早上工郵差的工作。陳英欽是服務花蓮山區原住民部落的郵差，由於當地的原住民幾乎早起上山工作，平常的上班時間根本找不到半個人，於是在村民的要求之下，陳英欽的工作時間變成早上四點到七點，成為全台的首例。送信近半世紀的陳英欽，即使已經退休了仍然繼續天天上山為村民服務，他騎著機車穿梭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山路，很多時候連詹怡宜所乘的九人巴士都跟不上。
在節目的留言板以及詹怡宜的個人部落格上，充滿了觀眾對於《一步一腳印》的支持與感動。前幾年詹怡宜將她在節目裡面拜訪過的地方集結成書，「有受訪者告訴我，甚至有觀眾按圖索驥拿著那本書照著《一步一腳印》的足跡走了一回，」她笑著說：「這種觀眾的回應讓我很有成就感。」（生命力新聞：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原標題：從一步一腳印找回最初熱情）
0 意見:
張貼留言